1980年11月8日-Sounds（英国）杂志 作者：Simon Dwyer 看着人们崩溃，挺有趣的。 Simon Gallup带着他那招牌的傻笑，又嚼了一口嘴里滑动的粉红色乐高积木形状的口香糖。他试图吹一个泡泡，但惨遭失败，于是又靠在Robert Smith可靠的肩膀上，试着补一会儿觉。 The Cure的第三次欧洲巡演似乎被诅咒了，几乎所有可能出问题的事都真的出问题了。新的音响设备必须在这里试用，一位随团的工作人员在那边摔断了胳膊。在一场荷兰电视节目中，Robert Smith甚至接连弄断了两根吉他弦。C’est la bloody vie（这就是糟糕的生活）。 我们交谈时，挤在一辆小巴的后座上，车子在Benelux（比荷卢三国）的荒原上颠簸前行。谈话内容离不开青春痘、脏衣服和酒店房间，这些构成了专业音乐人不太光鲜的“苦难”。一如既往，Robert Smith对这种虚假的场景心知肚明： “我们完全可以写一张四张碟的‘巡演专用’专辑，我现在很清楚那类东西是怎么写出来的。不过，我会确保如果我在巡演时写了什么东西，一到家就撕掉它——因为它已经不重要了。” The Cure的家（当他们待在那时）是他们父母在萨塞克斯的住所。他们是典型的卧室乐队起家，最终取得成功的例子，而他们足够明智，始终保留着教堂大厅周六晚演出的氛围和价值观——简单直接，不拖泥带水。 “我们只想做自己想听和想看的事情。我们相信自己，真的觉得我们是一个好乐队。” 他们的自信也得到了认同。Chris Parry为了The Cure创立了Fiction Records，不惜放弃在Polydor稳妥的A&R职位。这种“父亲般”的建议和支持，让乐队得以在每个音乐并不活跃的欧洲角落，卖光3000座位的演出票。 当我们进入比利时时，专辑《Seventeen Seconds》攀上当地排行榜前十，赢得当地摇滚媒体的热烈赞美。The Cure似乎对这一切感到有些困惑和惊讶，但他们不该如此。 我个人认为，《Three Imaginary Boys》的初登场（那种接近K-Tel风格的潜在金曲合集）超越了几乎所有新人首专——从The Only Ones的第一张专辑到《The Scream》之间的任何作品。 那些间隔发行的单曲，都是过于完美的流行工艺品，曾让我在青春孤独的走廊中舞动，却被《Seventeen Seconds》中那种令人不安的情感洪流打住了脚步——阴郁、愤恨、温柔又胆怯。 The Cure在公众视野中成长，探讨并扩展了Robert感情生活中的一段黑白事件，将那种情绪封存并在10万间简陋出租屋中重复播放，伴随其他年轻恋人的故事。 《Seventeen Seconds》确实以他们的年纪为资本。在某种意义上，看着事物解体确实有一种反常的快乐，尤其当参与者经历这一切后变得“更好”——非英雄式的英雄，就像The Cure。 这是否是某种精心设计的计划？ “不是，”Lol坚持说，“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只是自然发生。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张专辑会是什么样子，也完全不知道下一张会是什么样。”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第三张专辑节点，The Cure必须拿出某种程度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作品，才能摆脱上一张专辑及其所描述的那段生活带来的阴影与压力。新专辑计划于二月录制，四月发行。但他们并不急躁，也不被周围的压力所影响。 “我们会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并在任何我们想发布的时候发布。德国的Polydor曾催我们把‘Play For Today’作为‘A Forest’的后续单曲，但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不想搞‘后续单曲’或一张专辑里放五首单曲。当我们想表达点什么的时候，它自然会出现。” The Cure似乎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平衡：Notting Hill一带DIY录音派的伦理和自主性，加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Parry与Polydor促成的分销协议）大厂制作的资源、资金和受众。 随着六小时旅程的拉长，我逐渐被接纳，像是三位盲人的白手杖，成为这个奇怪的内向家庭单位里一块熟悉的拼图，他们正在面对一群热情的英国音乐迷——甚至有养鸭子的。 乐队例行地开玩笑、讽刺和模仿，最终通常以鼓手Lol Tolhurst装作情绪受伤，头埋在外套下结束。各种安全阀被释放。Simon是那种永远精力充沛的人，嘴上毒舌，却是打破单调的关键。“如果我们不胡闹，就会崩溃。如果我们三个中的任何一个离开了，The Cure就不复存在了。” 他说的是最近的分裂——键盘手Matthieu Hartly在澳洲巡演后退出。诸如“音乐分歧”和“巡演问题”这样的说辞被提及，但事实是，The Cure回归到了最初的贝斯、吉他和鼓的阵容，并似乎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一变化。 Robert放下手里的企鹅经典*【*Penguin Books英国企鹅图书出版社旗下的产品之一】《歌门鬼城》——Mervyn Peake的这本书恰好讲述了一个世界正在他身边腐朽的男人。他狡黠地一笑：“这只是意味着我现在得多干点活，键盘没了，只能制造更多的噪音。我以前在台上总能懒一点。” 作为一个曾在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分裂巡演中，夜复一夜兼演The Cure和Banshees两套曲目的人，Robert证明了自己的适应能力。他天生的音乐才华和真正独特的吉他风格，令他在未来可能遭遇的任何变故中都能游刃有余。 昨晚，在荷兰格罗宁根的一座透风的体育馆里，The Cure完美地表达了自己。 由于一次糟糕的试音，紧张的情绪从后台蔓延到舞台上——他们用一场夹杂着新旧歌曲的狂热演出，吉他声刺耳，目光炽烈。这就是精确*。【*一专曲目《Accuracy》歌词】 有些瞬间，我觉得Robert Smith似乎真的憎恨那些疯狂起舞的“入侵者”，尤其是在演绎《10:15 Saturday Night》和《A Reflection》时，他仿佛在经历自己的私人地狱。有时很难相信，这些震撼人心的声音仅仅来自那被蓝、白、红、绿交替灯光笼罩的三个人物。Robert承认他并不是一个表演型歌手，但他那种看似静止的强烈存在感，完全弥补了缺乏强迫性戏剧表演的不足。 《All Cats Are Grey》在弥漫着大麻烟雾的大厅里飘荡，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Hawkwind、Buzzcocks、Pink Floyd和Joy Division的影子。 今晚演出的《Primary》（很可能是下一首单曲）献给Ian Curtis，“尽管他可能不会喜欢。”这样的致敬非常贴合这个夜晚：Smith竭尽全力向这些恍惚的“木偶”寻求一种未竟的平静，而这种平静对他来说，幸好只是暂时的。 The Cure并不喜欢这场演出，但观众却爱死了，拼命跺脚欢呼五分钟，直到安可环节。这是整场演出中乐队唯一放松的部分。他们演绎了充满活力的《Do Ya Wanna Touch?》，Robert Smith终于不再需要剖白自己的灵魂，露出了释然的微笑。他嬉闹地为一群疯狂的观众演唱了一段即兴的“daa da dada boy, da da dada toy”，像是某位不知名的罗密欧在对疯狂观众的朱丽叶唱着“Jahh oh jahh oh jahh!” 第二天，在比利时根特的一家电影院里，乐队正挣扎着完成当日的试音。我感到自己不该在场，于是溜出去找烟抽。我不明白为什么演出前还要大吃大喝或过量吸毒。Robert弓着身子坐在椅子上，摆弄着几天来唯一的一顿饭。他担心声音调不对，也担心所有的东西是否都合适。 “我还是不太清楚人们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曾和The Fall一起演出，Mark E. Smith*【*The Fall主唱】（穿着老土的毛衣，和Robert毫无关系）只是坐在那里说我们是一群艺术学校的废物。我实在搞不懂，而他在演出前却一直得等到‘喝出感觉’，才开始宣泄情绪。” “这并不重要，但我们从没上过艺术学校。我们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事物，也不需要那种摇滚的套路来激发我们的创作。” 当天的音效比昨晚有所改善，但乐队的表现相对平淡。大部分观众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跟着滴滴答答的节奏点头。演出结束后，Robert变得健谈起来，但他对变成普通摇滚乐队的一部分充满恐惧。他是否对未来巡演安排中的定型化有所警惕？ “我们正在考虑在教堂这样的地方演出，创造与人们预期完全不同的氛围。” 他承认这样的“冒险”可能会被批评（就像几年前Tangerine Dream尝试类似想法时一样），但我确信此刻的他根本不在乎。 “如果一切崩溃了，我们回到只为二十人演出，我还是会继续。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求。” 演出结束后，Simon站在街边，手里拿着一袋油腻的薯条，双拳紧握地走向马路中央。他身旁的巡演经理Elvis正在对着一群比利时摩托车手大喊粗话，准备吵架。Lol站在两边人群中间，挥舞着双臂，试图化解冲突。而我和Robert继续吃着薯条，试图保持一份冷静的男子气概。“英国人在国外嘛，”他讽刺地说。 上一次巡演时，The Cure在西西里被二十个挥舞金属椅子的暴徒痛殴，因此我们决定，如果真的被袭击，我们一定会以Fiction、Sounds、Blighty和其他荒唐的名义战斗到底。不过，这次什么都没发生，我们被一些不受欢迎的狂热粉丝拖到附近的俱乐部。这些人实在令人作呕，也难怪乐队在巡演时坚持禁欲。 在俱乐部里，The Cure被一群留胡子、戴眼镜、系2-Tone领带、涂着睫毛膏、穿着别着安全别针的派克大衣的“朋克”围住。他们大多是大学生，既傲慢又爱显摆自己会两种语言。但不管说什么语言，蠢货就是蠢货。乐队成员想家了，疲惫不堪，并担心远在家的女友。种种压力开始显现，Simon躲到角落里。 “很不幸，大多数真正因为正确理由喜欢我们的人现在都已经上床睡觉了，而我们只能遇到这些蹭来的笨蛋。” 他说着把头埋在手里，趴在桌上，揉着自己的眼线膏，满脸疲惫。此时，《Boys Don’t Cry》的情绪表现得再适合不过了。 The Cure的音乐大多是纯粹的情感表达，“日常生活中对感情关系可能会发生什么的恐惧”。除了汲取一些文学灵感，他们几乎完全依靠个人经历，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来探索音乐。这是一种容易引起共鸣的流行音乐，现代但不受时尚污染。 “我们远离政治，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作品里不需要这些。我们也不想用音乐传递任何政治信息，更何况我们也没有什么能自以为是地告诉别人的观点。” 夜晚在乐队大喊着PIL*【*Public Image Ltd 】、Bowie、Kate Bush和Alvin Stardust的名字中渐渐消散，这些浮华的根源显露无遗。凌晨五点半，脆弱的Robert Smith决定，他才不在乎那些唱反调的人对11月英国巡演、下一张专辑或者The Cure未来的存在怎么看。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不一样、可控、有意义，而且——反正我们终究都会死。 对此我颇为赞同，但在那之前，还有很多生活要过，还有一些战斗要打，梦想要实现，问题要面对，传统要打破。 （希望）还有更多像The Cure这样的乐队，以及像Robert Smith这样的思考型浪漫主义者去探索、揭示、并在公众面前跳舞。不管他喜不喜欢，我都相信他会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毫无疑问。

…… Simon： “我们之间的交流出了问题。Robert 经常去夜店，而我们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因为我有点不满他总是和 Severin【*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贝斯手】 一起出去。我一直以自己是他的知己为傲，也希望这种关系能一直保持下去。 “我当时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失去他的友谊。但现在回头看，我意识到是因为我不愿意倾听。” …… Simon： “那张专辑的制作过程实在太紧张了，事情再次爆发。我觉得 Robert 真的是想摆脱The Cure——至今我也说不出具体原因，但我能理解。有很多人称我们是‘长雨衣乐队’，我想证明他们错了，证明我们不仅仅是那样。我觉得Robert 也想证明这一点，但这个过程消耗了我们太多……有时候我们会通宵工作，睡两个小时，然后再继续。” 《NME》当时评论道： “看起来录音没怎么进行，但Babycham（酒）和白兰地却喝了不少。也没关系：The Cure在1979年只有一天是阴郁的。” Robert： “这是我们第一次完全掌控一切。前面三张专辑时，Hedges 【*Mike Hedges，乐队前三张专辑合作制作人】是我和其他人之间的缓冲，但这次我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亲自告诉他们。一旦 Simon 弹完了贝斯，Lol 完成了鼓，这张专辑就制作得很快，虽然我觉得他们可能没理解我——真的很怪。 “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但我无法清楚地描述，所以他们都觉得我在排斥他们，尤其是 Simon。Biddles 和 Lol 就在录音室的一端扎营，讲些蠢笑话，大多数时间都喝醉。这一切开始失控了，因为我们当时完全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环境里。 “我们都住在 Fiction 办公室里，在过去三年里，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我在那段时间里和 Simon 和 Lol 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女朋友 Mary 在一起的时间还多。我开始感觉受够了总是处在乐队的环境中，恶性循环就这样愈演愈烈。我们晚上十点离开公寓，喝醉了酒去录音，到早上十点结束，然后去酒吧，喝醉了再回去睡觉。 “我睡在沙发后面的地板上，用毯子钉在墙上做成一个帐篷。我还收集了很多小东西——在街上捡到的东西，带回去放在我的‘巢’里。这一切真的失控了。Simon、Biddles 【*Gary Biddles，乐队的roadie，Simon退队后与他一起组了乐队Fools Dance】和 Lol 住在另一个房间里，我想杀了他们……我们本该在中间找到平衡，但一切都已经太过火了。我知道这张专辑会是终点。这一切太过激烈。我想让《Pornography》成为最好的一张专辑，但我觉得他们根本不在乎。” Simon： “有时候我会忘记，除了作为朋友的Robert和音乐家的Robert，还有作为制作人的Robert，他不能像我们一样总是放松或者喝醉。他必须一天集中精力 20 个小时，而我们只需要集中12 个小时。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我不明白他的处境，这完全是我的错。我让他分心了。” Lol： “那时候有点疯狂。在录音室的一角，堆满了我们喝过的罐子和瓶子，到最后堆得这么高，你完全可以藏在里面。” Thornalley： “那是我参与过最享受的一次录音。我们彼此了解，我们都有相同的背景。唯一一次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是在Robert服用了某种东西之后，两天什么都没做。” Robert： “我们接管了 Fiction，并拒绝让任何人进门。那段时间唱片公司都停业了。我们无法忍受——你知道吗，外面的人气味都不一样，他们进入了我们的‘洞穴’…我变得很偏执，所有灵感——在Windmill的时间、和 Severin 的时光、最后的巡演阶段、在录音室里的时间——这些都变得支离破碎。我记不住我做过什么或者我去过哪里。那几个月我真的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 Biddles： “Simon 和我会在录音室里跳舞，Robert 会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我在试图做一张专辑！’他非常认真，不想让别人打扰。我每天都去买两箱酒，不知道为什么还能录出任何东西。有一天 The Associates 会来，第二天 The Banshees 又会来——感觉像是在开派对，而 Robert 同时在大量地摄入一切并且在与之抗争。” Parry： “我晚上十点去 RAK，看一会儿，一点钟就离开了，因为觉得无聊。老实说，唯一让我不觉得无聊的曲子是《A Strange Day》。” Robert： “我当时真的很肆意妄为，试图协调一切，但连我自己都无法协调。有时候我会短暂地回到现实，加入他们的活动，像堆罐子山这种事情真的很有意思，但随后我又会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 Biddles： “我觉得这是他们做过的最棒的东西，尤其是从能量上来说。因为压力太大，所有的情绪都是真实流露的，你能感受到那种情绪……专辑中有一种风暴即将来临的感觉。” Parry： “第一张专辑是因为无知而完成的，第二张有明确的目标，第三张是在困难中完成的，而《Pornography》则将这三种情况融合在了一起。它是一场混乱。 “无论如何，我当时需要想办法让演唱会的票卖出去，因为如果我对 Robert 说‘嗯，这张专辑真的很平庸’，他一定会暴跳如雷。他会完全将自己隔离在创作的孤岛上，然后阻挡外界的一切，像是‘Bill，你不明白，只管安排巡演吧’。 “这并不是说《Pornography》是一张糟糕的专辑，它只是太沉重了，很难被接受。所以因此，我们引入了电影、科技、屏幕等等，试图让演出成为一场视觉盛宴。” 1982 年 4 月中旬，音乐媒体开始对《Pornography》进行评论。《Rip It Up》写道：“相比之下，Ian Curtis【*Joy Division主唱】简直就是个乐天派。” …… Robert： “演出的时间越长，事情就越糟。在这个阶段，我们真的在直面观众，乐队的集体性格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过去那种愉快的体验变成了一种攻击性体验，恶意和报复性变得非常明显，甚至延伸到了一些恶作剧中。” Simon： “当时欧洲的天气非常炎热，而我们的状态也不是最好。我们几乎每晚都得演出，要以歌曲所需要的强度来演奏真的很难，不发泄一下紧张情绪几乎不可能。不幸的是，我和 Robert 彼此把怒气撒到了对方身上。” Robert： “这就像 Matthieu 的情况又重演了——Simon 开始针对 Lol，因为他没法对付我。这种情绪不断积累。演出结束后，Simon 会和巡演工作人员一起离开，和卡车司机混在一起。我想我当时也不是一个好的伙伴，因为我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已经无法再忍受彼此了，但这反而让我们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好。 “我不太出门，大部分时间独自待着，不是在酒店酒吧就是在房间里。我会喝醉，然后在浴室里睡着。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没人能和我正常说话，因为我希望每个人都像我一样。你必须是真正想要融入到那种感觉里去，否则你就会恨我们，甚至连大多数 The Cure 的粉丝都不喜欢那些演出。” Biddles： “Simon 的人气不亚于 Robert——他是个巨大的吸引点。这种紧张情绪从演出后就开始发酵，不仅影响到了他们俩，也波及了所有人。我想我是那次巡演中唯一没和别人吵架的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打架，灯光师对音响师发火，一片混乱。” Parry： “《Pornography》巡演是一次糟糕的巡演，情绪很差，是最糟糕的一次。Simon 那时就像一只迷失的灵魂。他原本是为了友谊而相信The Cure 的，但他发现自己错了。他相信这是一个团结的乐队，但显然 Robert 当时正经历一段非常冷漠的时期。当 Robert 在自我探寻时，他不会在意别人，而 Simon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82 年 5 月 27 日，在斯特拉斯堡的一家俱乐部，紧张情绪终于达到了顶点。 Simon： “我正准备离开时，有人走过来说我没付酒钱。他以为我是 Robert。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但那家伙还是把我带到酒吧柜台，Robert 也出现了，来看发生了什么。我打了他一拳，他反击了，我们打了起来。” Robert： “我当时在俱乐部的二楼，有人告诉我楼下出了点问题。Simon 情绪激动得没人能和他说话——他在冲着酒吧小伙大喊，那孩子快哭了。Simon 自己一个人的话绝不会这么表现，但他被巡演工作人员包围着，他觉得自己应该像一个‘摇滚明星’那样表现。 “他不想付酒钱，因为他以为我没付。我叫他闭嘴，他就打了我。这是他第一次真对我动手。我们大吵了一架，我说‘够了’，然后转身走人，打了辆出租车回酒店，拿了行李和护照，早上 6 点半搭上了飞回伦敦的航班。10 点半我就到家了。” Robert： “我离开时留了个字条，说我不会回来了。后来 Simon 当天下午也回到了伦敦。我已经走了，所以我猜他也觉得自己可以这么做。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休息了三天！” Lol： “为了保持《Pornography》想表达的强度和攻击性，Simon 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当时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承认。” 最后一场演出是 1982 年 6 月 11 日在布鲁塞尔的 Ancienne Belgique。 Robert： “演出前，Lol 和我坐在更衣室里，情绪低落，因为我们知道这将是终结。那场演出非常平淡，到了安可曲时，Biddles 上台开始唱‘Smith 是个混蛋，Tolhurst 也是个混蛋，乐队里只有 Simon 有价值！’我正在打鼓，就停下来，把鼓棒扔向他的后脑勺，叫他滚蛋。所有人互相看了一眼……就这样结束了。” Simon： “Zerra 1 乐队当时也在台上。Lol 弹贝斯，我弹吉他，一开始还挺好的，但后来就变得荒唐了，于是我停了下来，其他人也逐渐停下了。” Robert： “第二天回程的路上，我一路都在睡觉。回到伦敦后，我和 Simon 道别。之后的 18 个月里我都没再见过他。” （博主留言：这场安可的时候成员都换了乐器，Gary当主唱，Robert打鼓，Simon弹吉他，Lol弹贝斯；在油管上可以搜到音频，关键词the cure are dead。确实很混乱：喝醉的Gary唱得含糊不清，还怪叫了好几次Simon的名字。最后每个人都丢下乐器打成一团的时候只有倒霉的Lol还在尽职尽责地弹贝斯）

作者Pat Blashill Spin(USA)，2000年1月3日 1959年4月 Robert Smith出生于英国萨塞克斯郡。他是个敏感的孩子，当看到北极熊被关在动物园的笼子里时，他会哭泣（这一切都太不公平了！）。他经常躲到乡间，收集花朵。 Smith：我小时候为了赚零花钱会帮人整理花园。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无聊的事情，除草什么的完全没有意义。事实上，这纯粹是徒劳，因为杂草总会重新长出来！ 1972-1974年 父母送给Smith一把电吉他。不久后，他爱上了一个名叫Mary Poole的女孩。两人第一次约会时，Smith带她去看了《德州电锯杀人狂》。 1976年 The Sex Pistols在伦敦俱乐部举办了首场演出；与此同时，在克劳利的郊区，Smith与校友、贝斯手Michael Dempsey组建了一支名为Malice的乐队。后来鼓手Laurence “Lol” Tolhurst也加入了他们。为了争取演出机会，Malice在萨塞克斯的Worth Abbey举办了一场原声演出，甚至还用了邦戈鼓。 1977年 Malice改名为The Easy Cure，并创作了一首名为《I Wanna Be Old》的歌曲。Smith在他父母的餐厅录制了一盘演示带，并根据一则广告“Wanna Be a Recording Star?”将其寄往德国的Hansa厂牌。同时，Smith的朋友Simon Gallup因其乐队Lockjaw翻唱《The Young Ones》而成为“当地的超级明星”。 Gallup：我和Robert经常去看各自乐队的演出。他喜欢The Clash，而我喜欢The Sex Pistols。当周围没有朋克迷时，我们会伴Bee Gees的歌跳舞。 Smith：我上的是天主教学校，而Simon则上了……嗯，感化学校*【*考虑到Simon读学校时是70s，这里指的应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reform school，是改良后有相似职能的机构】。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他一直是我最好的男性朋友。他在音乐上有非常清晰的是非观，这也是我们关系稳固的原因。我们不容忍傻子——尽管我们自己可能就是傻子。 Gallup：最有趣的传闻是，我和Robert是同性恋情人。 1979-1980年 随着撒切尔时代英国的残酷现实逐渐显现，朋克音乐分裂为众多微型流派，像Joy Division和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这样的乐队开始拥抱绝望、无助与小调音阶。对第一张专辑中那种怪诞的新潮音效感到不满，Smith解雇了Dempsey，并找来了Simon Gallup替代他，还加入了键盘手Matthieu Hartley。于是诞生了《Seventeen Seconds》，一张充满冰冷机械鼓点、游荡诡异的吉他声以及偏执狂般嗓音的专辑。 Michael Dempsey [在NME采访中]：“Parry打电话告诉我，Robert不想再和我合作了。我并不知道有任何内部问题，也从来没有激烈争吵之类的事……不过Robert坚持说分开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 Smith：我让Michael处境很难堪。我一直给他听《Seventeen Seconds》的演示带，但他不喜欢我选择的方向。后来我把这些曲子放给Simon听，他觉得这是他听过的最棒的东西。 1981年 Joy Division的主唱Ian Curtis自杀，Bauhaus等暗潮乐队解散，而Smith将自己的痛苦和神经质注入音乐中。键盘手Hartley逐渐成为阻碍，Smith将他解雇，乐队录制了阴暗、低调的专辑《Faith》，其中充满单调旋转的吉他线条、幽灵般的旋律以及其他诡异的元素。 Chris Parry：我觉得Robert在挖掘内心深处，那片介于现实生活与内心挣扎之间的领域。他的歌词充满情感，非常超前——他温柔地描绘了挣扎与溺亡之间的微妙界限。 1982年 专辑《Pornography》以一段刺耳的惊悚电影式吉他旋律和歌词“我们都死了也无所谓”开场，引发乐迷狂热，专辑进入英国排行榜前十。在短暂却放纵的欧洲巡演后，乐队“解散”。翻译过来就是——Smith解雇了他的挚友Gallup。 Smith：录制这张专辑的过程非常疯狂。我们几乎不睡觉，这会让任何人发疯。我们不见任何人，完全沉浸在“我们对抗全世界”的心态中，除了制作出我们能做到的最极端的作品，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Gallup：我很惊讶我们没有杀了彼此。 那次巡演时正值一个极其炎热的夏天，每个人的生活都像要沸腾了一样。我哥哥在灯光组工作，我记得和他发生过肢体冲突。 Smith：我们试图在舞台上重现录音时的疯狂，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酒精和药物。 我们会在台上拼命比谁声音更大，或者拒绝停下来，直到可怜的Lol实在没法再敲鼓。那简直像是一场小型战争。有一晚在卢森堡，我和Simon在酒吧的地板上打滚，互相挥拳，我突然开始大笑。这是一个“顿悟时刻”，我心想：“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于是我打车回酒店，拿上行李，登上了飞往伦敦的第一班飞机。 之后差不多一年时间，我都没有再见过Simon。 1982年7月 伦敦的Batcave俱乐部及其周边的乐队（如Specimen和Alien Sex Fiend）成为英国“哥特”音乐场景的中心。Smith作为Batcave的常客，挂上了一串念珠，与哥特先驱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一起玩音乐。（他后来参与了他们1984年专辑《Hyena》的录制及随后的巡演。） Siouxsie Sioux [1997年《Details》采访中]：“如今有些人看起来像小丑，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年Robert在Banshees时，他完全搞不定我的妆容。那种没用镜子就乱涂的口红……那些夜晚确实很奇怪，很多交叉扮装和换衣服的事发生。” 1982年秋 未来Mekons成员Steve Goulding与Smith和Tolhurst一起登上了Michael “Tubular Bells” Oldfield的游艇。他们录制了节奏欢快的俱乐部热曲《Let’s Go to Bed》，其中Smith用一句“Doot-doot-do-do!”直抒胸臆。 Smith：我讨厌粉丝文化围绕乐队产生的那些东西——那种“我们取代了Joy Division”的说法。他们希望我迈出那一步，让我永远年轻。有人甚至期待我自杀。 我想，“我要用一首真正愚蠢的流行歌来惹怒所有人。” 1983 搞笑又带点虚伪摇摆风格的单曲《The Love Cats》成为英国电台的经典曲目。而在美国，收录于精选集《Japanese Whispers》的《Let’s Go to Bed》则成为新潮舞曲的热门单曲。 Smith：“突然间，我们的听众变成了十几岁的女孩，从一群杀气腾腾的德国汉子，变成了热情洋溢、牙齿整整齐齐的16岁加州少女。我心想：‘我喜欢这种感觉，这也是另一种疯狂，但要有趣得多。’” 他开始发展出一种“傻瓜舞蹈”的风格。他承认尽管自己仍然受到内心困扰，并且在滥用各种物质方面过度，但内心的阴影已经消散。 1984 当哥特文化在伦敦达到巅峰时，Smith宣布退出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公开理由是健康问题，但私下告诉经理人Chris Parry，他受够了所谓的艺术气息。 在录制专辑《The Top》时，Smith雇佣了鼓手Andy Anderson，而根据专辑内页说明，Lol Tolhurst则负责“其他乐器”。不久后，Smith解雇了Anderson。 Smith： “他是唯一被正式解雇的人。嗯，其实还有Michael（Dempsey）。其实我也解雇过Matthieu，然后还有Lol。（笑）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被我炒了。” 1985 Simon Gallup回归，乐队还新增了吉他手Porl Thompson和鼓手Boris Williams。 尽管他们已经能在英国的体育馆演出，《The Head on the Door》专辑使他们首次进入美国音乐排行榜。在《Close to Me》的MV中，乐队被锁在衣柜中，然后被扔进大海。 Gallup：“我们在一个充满类似污水的水箱中，那水冰冷刺骨。箱子里有一瓶白兰地，但瓶盖没拧紧，酒慢慢渗入了水中。Lol在那里乱扑腾，真的让人很难受。” 1986 精选集《Staring at the Sea》中旧曲《Killing an Arab》引发争议。一家阿拉伯裔美国组织抗议歌词，并引发了一些负面报道。后续版本的CD上贴有声明：“歌曲《Killing an Arab》绝无任何种族主义倾向。这是一首谴责一切偏见与暴力的歌曲。”事件后，心情沉重的Smith剃了头发。 Perry Bamonte（巡演助理及未来成员）：“这首歌被严重误解了。它的意义来自Albert Camus的小说《局外人》。但如果有人觉得标题冒犯到他们，你必须尊重这种感受。” Smith：“我的剃发引发了极度震惊的反应。MTV每小时都会报道此事。乐队认为我们失去了标志性的外形，可能也因此失去了青少年听众。最糟的是我没有提前告诉Mary（Poole）。两周后，她来到录音棚看到我的头发，差点转身回家。” 1986年5月 随着《Staring at the Sea》登上Billboard排行榜，美国主流开始将The Cure误认为是一个古怪的流行乐队。在洛杉矶Forum的一场演出中，一名粉丝当场多次刺伤自己。 Parry：“我们正准备上台，突然间医护人员四处跑动。这是一场爱情悲剧的惨烈结果。后来得知他死了，显然是个非常病态的人。” 1987 在英国，当酸性浩室音乐（Acid House）成为年轻人关注的文化时，The Cure凭借充满实验性的专辑《Kiss Me, Kiss Me, Kiss Me》走向经典摇滚方向。得益于《Just Like Heaven》和《Why Can’t I Be You》这样朗朗上口的电台热门曲目，乐队在美国成为超级巨星。 Smith：“我们的成功一直以来都相对渐进，但当《Just Like Heaven》问世后，我们一下子跃升到了另一个高度。那时大家都开始觉得自己是流行明星，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1988-1989 1988年8月，经历14年的爱情长跑，Smith和Mary Poole在一座本笃会修道院结婚。乐队《Kiss Me, Kiss Me, Kiss Me》中唯一被认为“值得一听”的歌曲《Just Like Heaven》，被Dinosaur Jr.翻唱。Smith一开始考虑解雇J. Mascis（Dinosaur Jr.乐队主唱），后来又决定自己很喜欢这个版本。 1989 Smith迎来了自己的30岁生日。乐队新加入键盘手Roger O’Donnell，并在一座谷仓中进行即兴创作，完成了专辑《Disintegration》。其中灵感来源于Smith新婚妻子的《Love Song》，成为美国又一大热单曲。 Smith：“30岁对我的确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早已把它在脑海中幻想得过于重大。那几周我简直失去理智。歌词方面，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不确定。在录制时，我故意变得非常难以相处，想测试每个人的底线。我甚至不跟乐队成员说话。他们都问：‘如果你不跟我们沟通，我们怎么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开始通过在墙上写字画画、传纸条的方式交流。我基本上是想让大家疯掉，但并非恶意。” “后来，大家意识到我们制作了一张非常非凡的专辑。” 1989年春 在长期的矛盾后，Smith解雇了创始成员Lol Tolhurst，理由是这位鼓手已经毫无用处。 Gallup：“有时Robert和我不得不抓着Lol的手，帮他保持节奏。我们让他打一段节拍，他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做。对他的敌意非常多。有一次，Roger和我即兴演奏一首歌，Lol醉醺醺地进来，推倒了我的低音音箱，毁了整场演出。” 1989年夏 Smith克服了自己对飞行的著名恐惧。他对经理人说：“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已经决定永远不再飞了。”8月，乐队搭乘“伊丽莎白女王二号”邮轮抵达美国。 Gallup：“我们坐QE2，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做——而且我们知道这会让人抓狂。我们玩了甲板上的沙狐球，还学会了如何折叠餐巾。” 1991 Smith稍微迎合英国的舞曲革命，发行了混音专辑《Mixed Up》，但随后又在《Spin》杂志中称狂欢场景是“一堆垃圾”，彻底断绝关系。在美国，哥特迷逐渐转向Nine Inch Nails等工业音乐风格。当乐队赢得英国音乐奖最佳乐队时，Smith感动到谴责颁奖典礼是“一场闹剧”。 1992 随着Nirvana引领的垃圾摇滚风靡美国，哥特文化虽然边缘化，却在新泽西郊区等地顽强存续。专辑《Wish》推出朗朗上口的热门单曲《Friday I’m in Love》。Smith透露，这首歌的灵感源于他在一次四天的低落情绪后，于周五早晨醒来时感到异常快乐。 Smith：“在《Disintegration》之后，我觉得自己唱自己的故事已经够了。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了创作素材，而那种生活方式非常令人不适。我开始为了写歌而人为制造体验。所以在《Wish》中，我改变了写歌的思路。一开始很难去关注别人并试着将自己代入他们的处境。代价是，这些歌的情感不是特别强烈。” 1992-1993 吉他手Porl Thompson和鼓手Boris Williams离队。乐队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著名乐队招聘鼓手——金属迷勿扰。” Bamonte：“连Simon也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剩我和Robert坐在草坪上，琢磨接下来该怎么办。我答应他永远不会离开。我说：‘只要你还在做什么，我就会留下来。’因为我真的相信他。” 1993-1994 Lol Tolhurst起诉乐队，试图赢得更多版税赔偿，声称自己作为创始成员理应得到更多。但最终败诉。 1996 乐队核心成员变成了Smith、Bamonte、O’Donnell和回归的Gallup。他们在演员简·西摩的古老庄园圣凯瑟琳宅邸闭关一年，制作出专辑《Wild Mood Swings》。这张专辑风格多变，整体较为轻快，包含许多不寻常的元素（甚至包括放克！），但缺乏明确的主打单曲。 Gallup：“Robert和乐队的关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有拍摄活动，我们不会站在他前面。” Smith：“录制的第一个月，我们换了六个鼓手。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记不住鼓手是谁，只能问‘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Heather Pray（粉丝）： “我当时15岁，上一次看演唱会还是New Kids on the Block。然后我在休斯敦看到了The Cure（Wild Mood Swings巡演），看到一个嘴唇红得像玫瑰的怪异家伙，我完全被迷住了。后来我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粉丝俱乐部，叫‘Club America’。很多女粉丝（男粉丝也一样）都经历过幻想嫁给Robert Smith的阶段，梦中他总是唱着《Just Like Heaven》，拉着你旋转起来。” Smith：“那次巡演中，在意大利，我吃了点不对劲的东西，在唱《A Forest》的时候突然剧烈呕吐，就像Creosote先生（巨蟒剧团作品The Meaning of Life角色）一样。观众们却很棒，给我送上了一阵热烈的欢呼！我用一杯啤酒漱了口，然后继续演唱。” 1998 Smith在动画片《南方公园》中客串自己。 Smith： “我有16个侄子和4个侄女，小一些的孩子并不确定我是个成年人还是孩子，因为我总是跪在地上和他们玩，这样我就有理由在地板上打滚。每次他们看到我和Mary，我们总是在做些很奇怪的事情。所有我做过的事情、见过的人，都比不上《南方公园》这件事。这让我突然成了‘最酷的叔叔’。” 1999 Smith年满40岁。为了录制专辑《Bloodflowers》的人声部分，他回到了伦敦的RAK录音室，这里曾是专辑《Pornography》和《Disintegration》的诞生地。他还与Tom Jones共享了录音空间。 Smith：“我们在录音室播放了《Pornography》，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体验。这种重温过去的感觉很美好，但如果我以为自己能重新创造那种氛围，那就太自欺欺人了，因为我已经和当年大不相同了。我意识到，真正让我享受的音乐是那些更黑暗、更宏大的作品。我确实写过流行歌曲，但总是因为‘光影对比’这种说法被劝说接受。这次我没有被说服。” 1999年10月 乐队安排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计划宣布“关于The Cure的重要消息”，随后却取消了。 Smith：“（The Cure的美国厂牌Elektra）希望我们宣布‘乐队解散了！’但我觉得这样太俗套了。在我们做出一件认为是最好作品的同时，说‘顺便提一下，我们再也不会这样做了’，这种方式吸引新粉丝实在很奇怪。‘买件T恤吧,我们解散了！’” 2000年2月 专辑《Bloodflowers》发行。 Smith：“我以前觉得待在The Cure是正常的，但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我觉得做这些事情非常奇怪。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我不会坐在这里谈论自己，而是倾听。我以沉默寡言著称。现在，每天醒来能听到海浪声的诱惑远胜于醒来听到纽约的警笛声。” Gallup：“我和Robert其实见面的次数不多。见面时，我们聊的还是20年前的话题——足球和电视节目。乐队里的每个人兴趣都不一样。” Parry：“Robert有时会让人抓狂。我不跟他一起玩儿，从没去过他家。他的朋友圈很小。但当他进入状态时，我们称他为‘Smith俱乐部’。” Gallup：“我觉得乐队会逐渐平淡下来，但不会以终结的方式结束。我们不会发表声明说不再合作了。但总有一天会停止，连Robert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一天。” (博主留言：虽然pornography上榜了，但感觉按当时的巡演情况和留下的影像资料来看这张在当时反响其实并没有那么好，至少没有文章描述的那么火热。82年的Fourteen Explicit Moments巡演 ，除了电视节目有录像，普通演出录像一个都没有，80和81的现场录像都比82年多。相比起当时的其他小乐队，治疗也算是起步条件比较好的了)

作者：Steve Sutherland Steve Sutherland见证了The Glove的诞生，这是Banshee黑手党们【乐队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1983年Robert作为其中一员担任吉他手】的进一步冒险，主演为Steve Severin和Robert Smith。 年轻漂亮的妻子双手泡在水槽中，微笑着看着她的丈夫悠闲地走进她洛杉矶梦想之家里的厨房。他刚下班回来，饿着肚子渴望着晚餐。他绕过餐桌，将双臂环绕在她丰腴的腰间，把她拉入温柔的怀抱中。 她微微抬起头准备接受他的吻，突然，她的头发簇簇地飘落在地砖上。就在他惊恐后退时，一把切肉刀从肥皂泡中划出一道弧形，一次又一次地刺下去…… 这个场景或类似的片段（我很久没看了）出自《蓝色阳光》（Blue Sunshine），一部出色的B级电影，在幻灭的七十年代末期上映时几乎无人问津。这部电影取名自一种据说很强效的LSD，剧情简单却令人着迷：任何不幸服用了这种受污染的致幻药的人，十年后会无预兆地掉光头发，变成杀人狂。这是对“爱”一代的复仇，还是来自“爱”一代的复仇？ 有些人最好赶紧明智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 《Blue Sunshine》也是The Glove的首张，且唯一一张专辑的名称。这并非巧合。毕竟，The Glove——取名自《黄色潜水艇》中蓝魔酋长的刽子手飞行手套，由Robert Smith、Steve Severin以及曾为Zoo舞蹈演员的歌手Jeanette组成。你会记得，在音乐的力量战胜了好与坏的时候，这只恐怖的手套又变回了“爱”。 这些心理游戏中蕴含着启示和疯狂。 当然，Banshees和The Cure一直在“爱”的浪漫概念中徘徊，乐于剖析一段关系，或是将情感折磨成充满罪恶感的尖叫式告白；所以当Smith和Severin的单曲计划《Punish Me With Kisses》发展为一张紧张幽闭的专辑时，“爱”在痛苦中终结便毫无意外了。 然而，当Smith在Severin公寓的地板上盘腿而坐，说出“其实这是一张很快乐的专辑，很高兴它能在夏天发行”这样的话时，还是让人有些惊讶。 我的思绪在恐慌中迅速缩回……《Mr. Alphabet》中的托儿所噩梦……《Orgy》的阴沉喧嚣……《A Blues In Drag》中降神会般的紧张感？然后，我感到笑意浮上脸庞。 我早知道的，一日成为女妖（Banshee），终身是女妖…… “我们不是因为在已有的音乐中感到受限而聚在一起做这件事。”Severin低声强调，“这并不是说我们试图从Banshees或The Cure的某种束缚中逃离，因为我知道我在Banshees中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一直如此。” “整个事情开始的主要原因是，当我听The Cure时，我能理解为什么罗伯特会在某个地方放置某种元素，这可能就是我们合得来的原因；动态和旋律的感觉与我在Banshees中所做的很相似。比如，他为The Cure写的一些旋律，我能想象自己也会写出来，所以最终我们会一起做点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现在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工作方式也完全不一样……” Smith赞同道：“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完全是对感官的冲击。我们每天早上六点离开录音室，回到这里，看这些疯狂的电影，然后睡觉，做疯狂的梦，然后，一醒来下午四点多，我们又直接回到录音室，这一切最后就像是一场精神突击训练。” “我发现，当我们写歌词时，我们会挑选那些在制作专辑期间经历的事情。通常我写的是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所以以这种方式工作真的很奇怪。我是说，天哪，我们当时差不多看了600部录像带！刚看完的电影的残影会不时出现在歌曲中。” “这不是故意的，只是自然地发生了。但一段时间之后，它们被选作为一种创作影响。我是说，当我们刚醒来的那半小时里，我们还像是处于昏迷状态中，我会放一部与前一晚做的事情氛围完全不同的电影或音乐，以此影响接下来的这一天。我们给自己定下了每天写两首歌的任务，这是唯一能让我们保持活力的方法……否则整件事会滚雪球般失控。” “我们制作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奇怪的心情。我们从未真正觉得在制作一张专辑，只是走进录音室，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之后，我们必须坐下来混音，并将其变得有意义。在那之前，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小片段。” Severin确认道：“我们只是不断努力。我们必须让它听起来完整。一开始，它只是十几首、15首完全不同的歌。” “歌曲？”Smith笑道，“听起来像15个不同的乐队！听起来像是K-Tel合辑。谈到片段，另一件影响它们的东西，就是我们读的那些垃圾，花在愚蠢杂志上的钱！我们用这些剪报和图片制作大型壁画，还有那些荧光海报。” 至于电影呢？ “哦，《灵婴》、《鬼玩人》、《百胜双雄》、《地狱》（1980）……我在那部电影中睡着了，错过了结尾，真让人生气……不知道还有什么？……一些神圣的片子……《黄色潜水艇》……” 啊，那么在当下，这些对扭曲的爱有何用意？它们除了老套、编排好的挑逗，还能带来什么？ 六十年代的爱与和平幻想早已被视为一种荒谬的时尚怪癖，为其天真蒙羞。我们可能会因青年革命在个体解放上所取得的突破最终只能被边缘企业家们商品化而感到羞耻，但我们往往将整个精神视为嗑药后的癫狂，转而看向残酷的私营企业，以实现个人而非全球的拯救。《Sgt. Pepper》【披头士乐队专辑】和《Blue Sunshine》也就如此了。 即便是放纵和黑暗幻想的承诺——体现在Severin选择的化名和Smith精神错乱的意象中——也不过是一种混乱，无意的妥协，对社会双重标准的讽刺。 有些人将The Glove看作是肮脏的舰队街报上的一篇耸动的强奸故事，他们会错过Smith和Severin彻底摆脱了虚伪的道德判断的关键事实。这是遗憾的。 The Glove在其不负责任的态度中展现了诚实。他们拒绝对他们的主题/受害者发表意见，因此，像The Cure、Banshees和Creatures【1981 年由Banshees主唱Siouxsie Sioux和鼓手Budgie组成的乐队】一样，他们属于极少数依旧敢于通过挥舞艺术许可来引起反响的人。 The Glove明白，在八十年代，“爱”就是“爱情”的代名词，如同所谓爱的阴暗面的歌曲也和传统的Moon-in-Juners一样泛滥且陈腐。但他们知道，如果性已经不再震撼人心，性变态也因过度熟悉而在艺术上失去活力，无论多极端的性态度，几乎都无法引起人们的心跳加速，那么不持态度是唯一既能震撼又能发表评论的方式。 从表面上看，《Blue Sunshine》听起来像是纯粹的刺激，一场爱走错方向最终进入恐怖之屋的旅程。但在表面之下，潜藏着潜在的脉动，一种迫切的动机，一种在流行音乐的限制内进行工作的疯狂渴望，却不打算加剧其病态。 Severin和Smith想要参与游戏，但按自己的秘密规则行事。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名声做些事情。在其他人将商业成功视为生存的全部时，Banshees一族想要用它当作武器。于是，他们的乐队分裂出分支——通过“厌恶吸引”进行实验。 “这基本上就是一张专辑，止步于此，”Severin谈到The Glove时说。“不过这也是The Creatures所做的，只是一张专辑。我们没有时间像The Creatures那样推广自己，因为他们一直在等我们结束一切，好让我们能回去制作新的Banshees专辑，尽管The Creatures被人们看多了，他们会想‘Banshees怎么了？是不是解散了？’之类的废话。所以我们只会做最少的宣传，让人们知道它已经发布了，然后专注于其他事情。” “对我来说，参与不同领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Smith说，“但其他人依然觉得奇怪。真有意思……” Severin同意：“唯一让你继续的方式就是保持相关性，我的意思是，总会在Banshees专辑间发生些别的事情，让人们能对下张专辑感兴趣。他们期望因为新事物发生而听到不同的东西。 “我敢肯定如果我们一直重复做出同样的东西，会更受欢迎，因为其他人都是这么做的——做一些事做到死，然后去美国，说是因为他们落后了五年……之类的废话。我是说，当1979年John和Kenny离开Banshees时，我曾说过一句话，那就是我觉得乐队已经完了，我们不会再是一个乐队了。但如今我们依然在，因为我们觉得Banshees作为一种想法依然是完美有效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想法可能愈发完善，没有理由说不让这个想法扩展到极限。 “我想，Banshees有三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最初的两张专辑时，我们真的像是一个紧密的乐队，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就像真正的铁手腕。然后是《Kaleidoscope》，它并不与我们刚做的作品完全不同，只是我和Sioux决定了所有的事情，逐渐一切汇聚成型，尽管除了Banshees的过去可供参考之外，我们依旧没有多大想法。然后我们又组成了另一个乐队，尽管我们尝试保留从二人组中学到的元素。” “当事情发展到每个人——包括乐队中的人——都希望它本身又成为一个团队时，我们就不得不再次将它拆开。《Dreamhouse》【Banshees在1982发行的专辑《A Kiss in the Dreamhouse》】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仿佛一声巨响！” 当然，陷阱在于，确保自己的工作环境保持活力，并不一定意味着你所创造的东西对他人也有价值。只是因为Smith在The Glove专辑中更多弹奏键盘而非吉他，并不一定代表专辑就是好的。Severin对此问题非常敏锐。 “The Glove可以随便搞什么的想法很快消失了，因为要让它听起来不那么放纵真的成了一种责任。我想要的是让它比Banshees或The Cure更具特定的个性。我是说，Banshees有一个设定好的，几乎是具体的形象，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困在了非常肤浅的日报‘冰山女王和末日阴沉’的层面上。 “我觉得我们几乎做到表现了我和Robert作为人的形象和我们的关系。这可以追溯到Sioux和Budgie对The Creatures的看法，关于当你有四个人和一个原创想法时，将它呈现给一群对自己的演奏想法有着强烈执着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这个想法被改变，不一定是提纯，而是被改变。所以……像《Blues In Drag》这样的东西是我最满意的，因为如果Banshees一开始就接手它，它绝不会变成那样。 “我只是想做一些更……柔和的，更……内向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要实现的：那些独属于我们友情的事，因为这与两个乐队完全不同。目标是否已经实现我不知道，但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我播放这首歌给所有人听时，他们几乎立即表示听起来非常新鲜，并补充说现在其他一切听起来都很糟糕。 “我只是觉得，去年，《Fireworks》【Banshees单曲】出现在排行榜上是不寻常的，而今年，Banshees单曲进入排行榜会更加少见，因为形势实在是糟糕！” Smith插话说：“在排行榜上，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旋律，尽管……我知道从现在的排行榜上看这很难相信，你只需要一首能唱、能记住的歌。你会发现自己哼唱了The Glove的大部分歌曲，但同时它们并不是流行歌。我喜欢这一点。就像那些进入排行榜的Banshees单曲一样，它们总是有旋律，但它们的旋律与排行榜上的其他歌曲不同——它们是特别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少，少得难以置信。” 在一个鼓励安全和顺从的音乐环境中，Banshees成员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因为“为了与众不同而不同”是一种极大的美德。Banshees/Glove/Creatures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主张不断变化，还保持着不羁的创造力，而非愤世嫉俗或精心设计。 “我们完全不知道下一张Banshees专辑会是什么样子，”Severin笑道，“如果你把The Creatures和The Glove的专辑放在一起，我想没人能知道下一张Banshees专辑会是什么样子。这其中有某种快乐的成分，但完全不是刻意的。” “是的，”Smith微笑着附和。“就是一种疯狂。”

节选自《Never Enough》作者Jeff Apter 2004年末与Lydia Lunch的访谈 她对当年的巡演记忆犹新，并用她一贯的诗意与散文交融的语言描绘到：“当时，我正在尝试以一种即兴爆发式的创作《The Agony Is The Ecstasy》（这部作品最终于1982年以EP形式，与The Birthday Party合作录制后发行）正是那段探索的产物，从未有过比这更合适的标题。” 显然，这些演出对Lunch和The Cure而言都是一场混乱的经历。她继续解释道：“找一些从未合作过的音乐人扔到舞台上，围绕‘随歌词即兴’这一模糊主题，（演奏）关于死亡、腐朽与谋杀的悲歌——希望奇迹，预料混乱。” The Cure应对观众的冷漠和挑衅的方式是直接诉诸肢体暴力，而Lunch和她的乐队13.13只是继续坚持演出，即使台下的观众只是目光呆滞，对眼前的狂野景象困惑不解。这次巡演成为了沉重的一课。Lunch说：“这次巡演让我明白，尤其是面对那些穿黑衣的浪漫主义者时，我的本能总是即兴、狂野、疯狂、洞察深刻，有时甚至连自己都无法协调。即使这带来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噪音实验：像在痛苦中灼烧的伤口、被放大到歇斯底里的音调……却也胜过重复乏味的歌单，因为那种乏味比这些令人恐惧的噪音更难以忍受。” 至于这次巡演本身，Lunch并不记得这是一段社交活跃的时光——后台也没有太多笑声。相反，她形容巡演是“所有人的至暗时期”。Lunch告诉我，这次巡演有三个共同点：“药物滥用、抑郁、酒精。”实际上，Lunch自己的表演是身心的双重消耗，对着冷漠的观众声嘶力竭地尖叫——以至于她大多数夜晚都因精疲力尽在演出结束前倒下。 尽管巡演的情况如此糟糕，Lunch和Robert Smith在巡演结束后（12月3日）仍保持着一种她形容为“远距离的关系”。Smith显然对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感受颇深：他甚至在一张乐队早期专辑的黑胶唱片内圈刻下一句献给Lunch的神秘献词*（很可能是《Pornography》）。 【*这里插播一条来自x用户@thequeenofsiam 关于此说法的考据，刻的唱片不是《Pornography》而是《Let's Go To Bed》，The Cure歌曲《Just One Kiss》的第二句歌词是“the queen of siam in my arms”（暹罗女王在我怀里），这首歌是1982年11月发行的单曲《Let’s Go to Bed》英版12寸黑胶的B面。而Lydia Lunch在1980年发布的个人首张专辑名为《Queen of Siam》（暹罗女王）。】
“我一直觉得他特别温柔、敏感又害羞，”Lunch 对我说。她的说法和那位有时会跳进观众席、亲自“收拾”所有捣乱者的男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形象。为了延续他们的关系或友谊，Smith和Lunch共同制作了一本小型的拼贴集，包含照片、诗句与故事。“我现在还留着它，”她告诉我。“(里面有)几缕头发、一些没有眼睛的幽灵白娃娃的照片，以及关于破碎爱情的犯罪故事。Lunch形容它为“美丽的小葬礼书”。 如果说要为Picture Tour找到一个最恰当的象征，Smith和Lunch的这本“美丽的小葬礼书”再合适不过了。在过去八个月中，The Cure，尤其是Smith——已经把自己逼到了危险的边缘。他们疏远观众，触碰极限，甚至质疑创作的意义。2004年当被问及《Faith》时期时，Smith直言这是The Cure的低谷时期。 “当时我们为这张专辑巡演时，氛围非常沉闷，”他回忆道。“这并不健康，因为巡演让我们每晚重温糟糕的时光，难以承受。所以我对《Faith》的感受是很矛盾的。” 巡演最后在12月3日于哈默史密斯宫落下帷幕，他们并没有回到各自的“克劳利康复中心”——当时Smith还住在父母家；直到1985年，他才在伦敦Maida Vale买了一套公寓，与他的长期伴侣Mary Poole住在一起。 The Cure立刻投入到他们的下一个项目中：第四张专辑《Pornography》。这张专辑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在此之前，他们的音乐旅程急需一些稍微欢快、振奋人心的东西来平衡。

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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